2018年5月25日晚,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夏登山博士应邀到外院207会议室做了一次题为《古代翻译史书写模式的新思考》的讲座。该讲座以问题为导向,层层深入,在短短的一个半小时内,把传统翻译史书写模式的局限、新翻译史书写的探索以及基于二十五史翻译史料所提出的新的翻译大潮等等问题解释得清清楚楚,让人受益匪浅。

讲座伊始,夏博士首先提出了传统翻译史书写中“以人为本”这一模式所带来的局限性。所谓“以人为本”,就是以著名的翻译家或研究者为脉络来梳理历史上的翻译活动、理论和思想,这样一来,所谓的“翻译史”实则成为了“英雄榜”,翻译史的连续性被隔断,同时也掩盖了普通大众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接着,夏博士提出了古代翻译史“主流叙事”的四个不足:第一,《简史》和《通史》所采用的主题分类模式不利于呈现一段特定历史时期内翻译史的全貌;第二,史料虽然丰富,但是选取没有特定的标准,比较随意;第三,没有提供文献准确的出处,不利于研究者查阅、征引原始史料;第四,重史料整理而轻议论,尤其缺乏对翻译史长时段现象的。以上,就是夏博士所提出的传统翻译史书写模式的局限性,并且每一点都附之以例证,让人心服口服。

在这一部分中,夏博士首先提出了“翻译史”的两层含义,即“翻译史实”和“翻译史识”,前者指的是过去发生的翻译事实,后者指的是对过往翻译事实的认识、叙述和解释。弄清楚这两层含义,是接下来探索翻译史书写新模式的一个重要前提。接着,夏博士阐述了叙述翻译史学的不足,即对浩瀚的翻译史料进行筛选时显得主观、随机而表现出无目的性,于是,提出了问题的翻译史学,即在问题的导向下有目的地选取、组织相关的史料,以“问题的翻译史学”代替“叙述的翻译史学”,是避免翻译史平面化的首要出路。夏博士将重写古代翻译史的新史学观总结为四个要点:第一,以翻译事件为中心;第二,问题的翻译史学模式;第三,对翻译史料价值和选择方法的再审视;第四,长时段翻译史结构。不难发现,夏博士提出的这四点建议正是对上文所提到的传统翻译史学的不足所作出的回答,很好地贯彻了以问题为导向的理念,提出问题,解决问题,也是我们平时论文写作应遵循的方式。

夏博士的研究对象是二十五史中的翻译意识形态,研究问题有二。其一,古代的主流文化持什么样的翻译观?其二,古代的主流翻译观在两千余年的历史中是如何演变的?理论视角为翻译的显隐度,将史料进行分类计量研究,最后得出自己的结论,认为中国古代的翻译大潮应分为民族翻译、佛经翻译和西学翻译,而不是周至清所说的佛经翻译、以基督教教义和科技文献为核心的西学翻译和从鸦片战争至清末范围更广的西学翻译。夏博士通过大量的数据分析才得出以上结论,因此强调,在做科研论证的时候,一定要客观严谨,切忌只选取有利于自己结论的论据而剔除不利于结论的数据。这一点,也是我们应该引以为鉴的。

夏博士的这次讲座向我们展示了何为信息差,何为逻辑,何为论证,精彩至极。虽然作为小研究生的我对翻译史了解不多,全神贯注地听完了整场讲座,对科研也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夏博士能将二十五史浩荡几亿字的典籍研究进行到底并且得出有信息差且似乎更合理的结论,这是其持之以恒的毅力和强大的执行力所致;能将后现代主义史学观中的年鉴学派的观点巧妙地应用于翻译史学,这是与众不同的研力;能在一个半小时的时间里,将复杂的问题解释得外行人都听得懂并且紧跟其明快节奏,这是一位学者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和独特的个人魅力使然。以上这些品质,是我们每个科研人员所应努力追求的,他以问题为导向的科研态度,更是我们应该在科研实践中借鉴使用的。

报告完毕后,我院的毛浩然院长和侯国金教授都倍加赞赏。毛院长称其完美地诠释了何为信息差,侯教授更是直言除了拿出手机拍了几张照片之外都没有碰过手机,讲座的精彩程度可见一斑。夏登山博士是北外青年才俊,横跨语用学和翻译学,科研态度严谨,看问题角度独到,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参考文献和致谢:夏登山博士的讲座ppt(感谢恩赐)。感谢侯国金教授审订和斧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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